[73]这是一位改革者留下的绝命诗，也是这个不知好歹的王朝的催命符。

在讨论二者关系时，应避免走入一个极端，即过度融合司法与道德，甚至以道德支配甚至不当地绑架司法。权力分立体制下，法官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法律适用上，只在一种极为有限的意义上进行创造性活动，法体系对法官的能动性作用施加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可以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差异更多是质而非量。人们不可按照自己的想象或需求划定法认知源的内容，哪些影响因素能够成为认知法源与制度性权威有紧密关系，亦即它必须要获得制度性权威的直接或间接的认可。不管是理论类型还是实践类型的法源观，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具体版本。（一）含混的法源概念 法律渊源（sources of law）是个舶来的概念，学者们对其解读不一，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广泛使用的法治话语，但却同时又十分的含混。中国拥有悠久的情理法交融的文化传统，司法官员对道德情理的重视非同寻常，故而在依法推理之外重视道德考量也便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过度扩张还是限缩正式法源的做法，都会从根本上影响法官依法裁判的效果。这种隐性的正式法源论由于运行方式过于隐秘，与以社会公共道德为基础的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密切相关，不仔细观察一般很难辨识。袁世凯的张扬个性自然引起了朝廷的警觉，那位老太太可不是吃素的，都是老中医，无须开偏方。

冲突的起因是报纸的年号纪元问题。与此同时，一些详细介绍它和对它进行理性评论的文章，也相继在外国的杂志上发表了。而在本文看来，张之洞恰恰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行动者。（参见[英]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6]张之洞：《致藩司、臬司》《丙午十一月十九日京梁臬司来电》，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54-256页。他为统治者提供改革性意见从来都是从接受的可能性出发的，过了头他会认为是冒犯，担心引起猜忌。

1897年，德国借故强占山东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等国先后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中国进一步陷入了被豆剖瓜分的危险境地。作为以异族身份构造的皇权，它处理与各级官僚特别是汉族官僚的关系时就比传统皇权更加复杂、更加微妙。作为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员不便公开说的话题，大都由激进主义者替他说了。可想而知，朝廷接到这个地方官员如此回复，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守旧通常被视为智识问题，并不涉及忠诚。[48]关于与醇亲王的关系，张之洞晚年的《抱冰堂弟子记》里有记载：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梁鼎芬在幕府中是张之洞最信任的人，也是最倚重的左膀右臂。袁世凯更热心的是中央的改革，极力推动建立责任内阁制。

那些能够从自我利益向非功利性的转化中获益的个体和群体，获得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前辈与一位并没有军事经验的政治新秀之间的较量。

尽管文件中的文字慷慨激昂，但这不等于就是行动的目标和方向。一方以长者、长官自居，让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听从自己的安排，把有关改革的言论和实践控制在自己许可的范围内。

当进入特定场域的实践者（知识者）从事有关符号生产活动，这种实践通常会被误识为超功利的纯粹的科学或真理生产的时候，便会获得符号权力或合法性。……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他对此的冷淡并不是做做样子的姿态，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事实上，新政上谕是在各种压力下颁行的，特别是与西方列强议和谈判的现实压力，以及整个官僚阶层普遍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自己也想借此洗刷耻辱，知耻而后勇遵循的恰恰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从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的习性上讲，刘坤一请张之洞主笔不全是他怕担责，也含有真诚的成分，因为在他看来，写东西本是张之洞擅长的工作，而他本人并非弄文舞墨之人。这也是当时国外舆论误把《劝学篇》看作是对康有为改革主张表达支持的原因。

这是张之洞在他父亲张瑛和老师胡林翼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美国传教士吴板桥评价说： 要在岩礁妖魔和险恶漩涡的两难之间成功地掌好舵，行驶中道，既需要一种毫不动摇的勇气，又需要有一双从容镇定的老成之手。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化新旧之见五个字虽然在字面上没有新政变法，但它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16]同前注[5]，冯天瑜、肖川书，第24页。

[10]简单地说，实践是一个人的性情（习性）及其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资本），两者在社会舞台（场域）上，在现行状态中运作而来的结果。在张之洞许可和支持的报纸上，他们着力介绍和宣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康学，这是张之洞在学术上极为反感的儒学主张，而且在政治上也容易产生另一种联想：康有为是把自己隐喻为当代的孔子、变法维新的祖师。

这个举动对张之洞而言是非同寻常，是难得的知遇之恩，感激之情伴随终生，成了他一生都忠诚于慈禧太后的重要纽带。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40]严复在翻译liberty这个概念时，用的是自繇，为此他解释说，由、繇二字虽古字相通，但自由之义易流于虚空，而繇字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正可略示区别。那为什么一个极端排外的守旧人物举荐跟他完全不同的张之洞，而不是其他人呢？这与建议背后的两个人有关。

他们通常具有思想的敏锐性，不管他们运用的是西方学的知识还是传统中国学的理路。与此同时，他给北京为官的侄子发去大致相同的密电，除了要求打探确切信息之外，又一次表达了辞官的想法，并要求收电人把电报内容转达给其他几位在京的亲信和密友，让他们也为此努力，明白他的心思。

这是这位新任军机大臣的老手对其对手采取的明拉暗打的策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璧（perfect），因而会长期囿于未经之途。

然而，汉族同僚间的争夺又很容易扯上满汉身份关系。猜忌是容易的，也是最容易伤害信任根基。

康有为在南京逗留了十多天，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之间的交流既亲切也深入，各自都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对对方表达欣赏和赞扬。我们祈望中国物质的繁盛，但中国人处在目前的道德和精神条件之下，物质的繁荣对于他们就是一种真正的福音而不是祸根吗？如果中国人还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民族，除了物质的繁荣之外，他们最需要的是拥有一种道德和精神的生活。由此说来，这样的改革设计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它的不妙前景。后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

（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载《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七十），第28页以下）。他时刻都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朝廷的行动和意图。

目前地方情形如此，自未便遽请北上，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惟有听其自然。他先是把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归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两句刻了一个图章，后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无竞居士的别号。

[65] 这个改革方案虽然获得统治者的批准实施，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施的效果并不让人乐观。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